六 1979年,高秉涵去国外开会,有大陆代表与会,他写了家信,想请他们转交又不敢,“当时要求我们六不,不接触,不交流,不拍照……而且一起出去的人要你监视我,我监视你。” 日后这封信还是委托同学,经由英国,到美国,终于寄到:山东菏泽,西北三十五里路,小高庄,宋书玉。信中写道:“娘,这么几十年,我还有这个毅力,还要活着,就是为了最后能够活着见你一面,娘,你要等我活着回来。” 第二年5月12日,高秉涵收到来自故乡的第一封家书。他的信到的时候,妈妈已经去世一年了。弟弟说:“自从你离开家以后,我们家里几乎没有笑声。除夕晚上这一餐,妈妈几乎没吃过饭。都是泪流满面,在妈妈旁边,餐桌上放一个碗放一双筷子,留给你,‘春生,不管你活着没活着,过年了,你就陪妈妈再吃一餐吧。’” 妈妈去世后,在她枕头底下发现两件东西,一个是他幼年的小照片,一个是当年为他做的小棉袄。 当年给高秉涵做这件小棉袄时,母亲常哼唱的旋律,高秉涵唱给我听:“冷风兮兮,冷雨凄凄,流浪的人儿需寒衣。 ” “你怎么老记得这几句呢?”我问。 “我需要寒衣,我需要妈妈,寒衣就是代表妈妈是不是?冷雨、冷风代表大时代洪流冲击,冲击着。我需要温暖,需要妈妈。” 这个快八十岁的老人,说“妈妈”时,是娃娃才有的声调。 七 没有了母亲,高秉涵能够寄托的只有故土,他说:“原来蒋介石总说要反攻大陆,后来看着看着没有希望了”,他觉得永远也回不去了,就在台湾结婚生子。结婚的条件是找一个“铁饭碗”,我不明其意,他说:“那个时候怕有战争,我随时会死,要找一个有工作的女人,可以独自把孩子带大。” 他写了十五本日记留给后代,记述他童年印象中的万事万物:白马尿、小茅草,羊角蜜、白兔最喜欢吃的花、隔壁二狗爷家的黑狗,门口槐树上的喜鹊,童年最好的伙伴粪叉子——之所以叫粪叉子,因为他最爱偷吃桑椹,一脸的蜜汁,风一刮一脸土就糊上了,总有苍蝇围着乌黑的嘴转,被奶奶打得鸡飞狗跳…… 日记被同乡们翻得都快散了,后来毁于洪水。去往台湾的老乡,很多没有受教育,没有工作技能,也没有娶妻生子,有几位开了“北方馒头店”或是“河南牛肉面”,靠一点乡土滋味,就这么生存。 上世纪80年代初,曾有一位已经移民阿根廷的菏泽老乡回乡探亲,路经台湾,带了一些家乡的泥土和小吃来。 三公斤的土,分给一百多个菏泽老乡,只能一家一调羹,高秉涵怕小偷“不识货”把“宝贝”偷走,就把一半土拿塑料布包起来锁到保险箱里,另一半分七次冲水喝下。“水是从我嘴里面进去了,但是水一刹那之间又从我眼里出来了。掉的泪何止七杯呀。元朝有一个作曲家,说‘断肠人在天涯’。只有真正流浪在外,无归期的人才会断肠。” 二十八年了,在他家冰箱里,还放着那包山东的芝麻糖,和一包袋装的胡辣汤。他舍不得吃,孩子不愿意吃,都已经硬结成块了。 (1991年5月1日,高秉涵第一次返乡探亲,与堂爷爷相见不相识) 八 1987年10月15日,台湾当局宣布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1991年5月高秉涵回到故乡,在村口,他一个人呆了半个小时,走不进去,“我怕,怕进去。那种心情,用文字没办法形容,近乡情更怯,老祖宗真是伟大,那真是形容到家了。” 村口一个老人就问,先生你找谁呀,他说:“我找高春生。” 那是他的小名。 “哎呀,高春生他死了好多年了,几十年前就死到外地了。” 这时他才认出,说话的人是他童年的玩伴,他问“粪叉子”还在吗?过一会远远看着有人拄着拐棍一点一顿来了,喊“春生哥”,他搂住已经鬓发皆白的童年玩伴,说“粪叉子,我不嫌你臭”,两个老人笑泪交加。 家里的房子都不在了,亲人也都已经离开了村庄。他看到老树犹在,拉了一把树上的榆钱,晶绿的铜钱一样,只有口中这一点新鲜的苦涩滋味没变。这个十三岁离家,年过花甲的老人,终于站在母亲的墓前,大哭一场。 我问:“她当年希望你活下来,后来你已经可以生存了,你觉得母亲对你的希望是什么?” “我想她当年一个大家庭的女儿,去农村教书,是希望让黑暗的地方有一点光,那她对我的希望也是一样。我认为不要恨,因为这个大时代不是让我痛哭流涕吗,让我遍体鳞伤吗?那我既然是已经活下来了,我已经冲上岸来了,我这一生要发一点光呀,我要使这个死的人减少一点痛苦,不能恨呀。” 他是同乡会会长,当了律师,年纪最小,老友一个个逝去,死前说“如果反攻大陆成功”,希望他把自己骨灰归乡。从1992年开始,他把这些故人的骨灰从花莲公墓一个个接回,有次遇到大台风下不了山,他抱着骨灰在公墓四面漏风的亭子里蹲一夜,“没事,真有鬼,他会帮我打”,第二天被直升机救回。 骨灰罐是大理石的,一个七八斤重,而他的体重只有四十四公斤,一次最多带两只,放在拉杆箱里,上飞机运回大陆。安检人员以为他运的是毒品,要他开箱检验,他次次都要解释。 有的骨灰一时运不回去,他就放在办公室;办公室放不下,就带回家。家人有顾忌,他把骨灰搬去地下室,母亲的遗物也放在那里,他放张小床和书桌,住在那里,写字画画,陪着他们,有时候跟他们说说话。梦里见到,醒了,再闭上眼,想再回到梦里去——那里是最相亲的人。 九 送回大陆的骨灰,很多已经没有逝者亲人认领。他找到村子的大槐树或者玉米田,一边撒,一边跟他们说话:“我把你交在这儿啦,落了土,你安心吧。” 边上村里人说,这老头,神经兮兮。 我问:“这点念想就那么重要吗?” “在我们来说,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因为我们流浪过,曾长夜痛哭过。所以我们的人生跟一般人感觉不太一样,也是心灵的一个归依吧。” 他为长孙女取名佑萱,庇佑母亲之意,小孙女取名佑菏,如果还有小孙女出生,想叫佑华。我问一个普通人为什么要有家国的情怀,他说,“就等于一只小狗,来了一个新家,里面有电器设备冷气,很漂亮一个狗窝,你放心,到晚上那只狗他要去它原来的窝。为什么?他闻闻味道,那个不是他的味道。” 他说,“家国,就是一个人的窝。” 十 一期节目从始到终,有无数的事情,让我常想起高先生的话:“不要问值得不值得,价值观的事是没有办法讨论的,只是直觉。我母亲的老花眼镜已经快风化了,值得吗?那是我的宝。” 这个片子的结尾,他把母亲用过的蓝绿镶金的胸针,滴玉小耳环,已经风化的眼镜,用来捣蒜的小钵子,都装在小盒子里,留在身边。他用手轻轻触着胸针上面的青锈,怕蹭掉。 地下室的侧墙上,母亲穿过的湖蓝色绸衣,一直挂在墙上,衣襟胸口处有当年留下的一粒斑点,他连洗都不舍得,怕丢掉一根丝。 他说:“我是每天,每天都到地下室用头顶顶我母亲那个衣服,这样等于在她怀里一样,因为我现在已经快八十岁的人了,还是像小孩儿一样。” 老范把罗大佑的《乡愁四韵》放在这里,一声叹息后唱出:“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母亲一样的腊梅香,母亲的芬芳是乡愁的芬芳,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 很多事不用问值不值得,只用问,它对你来说,是不是有如珍宝。 附注:对高秉涵先生的采访是我记者生涯里不能忘记的经历,他的一生,是近百年中国历史里一段至今的隐痛。 这篇文章是我2012年在央视工作时的采访笔记,承蒙高先生不弃,纳入书中,使我备感荣幸和惶恐。幸好文章不尽之处,回忆录自有呈现,留给读者更完整、真切的历史记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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