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未曾长夜痛哭的人，不足以谈人生

　　一

　　

　　“我是踩着尸体上船的。”高秉涵说。

　　

　　数万人在厦门的海滩上等船，来了两艘，每艘最多能装一万人。他十三岁，拖着一根棍子，瘸着腿站在人群里，他不知道这是哪儿，也不知道要去哪儿，他离开山东老家逃难一年多了，他妈妈说，跟着人流走，要活下去。

　　

　　天亮的时候登陆艇靠岸，人像海水一样往上冲，刚开始没有一个能进去，全都卡在门口，“挤不进去就往下踩呀，就这么踩着人上满了。”

　　

　　他肩膀一沉，身后有个兵拿枪托往下拼命压小孩子的肩膀，准备踩着他上船，一个军官一枪把士兵从他肩上打下来，救了他，“我上了船两只脚都没有鞋子了，鞋子老早就掉了，踩的都是人，都没有走路，是被推上去了。你不走都不行。”

　　

　　船要关门，门还卡着很多人，关的时候，有的人从颈部一下切掉了，有的人是切断一条腿。比起那个场面，孩子更害怕的是声音——船刚刚离开岸，没有上船的人喊的声音，“那就是鬼叫一样，大声叫。听不清楚，都在叫。”

　　

　　有些没上船的兵，拿着枪就对着船上的人打，机枪打过来，甲板上的人死了一大片，都是血。一个炮弹落到船上，又死了一大群人，如果是大炮弹，船就会沉了。

　　

　　他躲在船舱的厕所里，里面挤了七八个人，“站的地方动都不能动啊，就是这样到台湾来了。”

　　

　　这是1949年，最后一艘开往台湾的登陆艇。

　　

　　二

　　

　　高秉涵的外祖父叫宋绍唐，清末最后一批公费留学生，在日本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是资深的国民党元老派，后任东昌府知府。

　　

　　高秉涵的母亲叫宋书玉，与丈夫在山东菏泽农村创办新式小学，发展乡村教育。1948年，内战激烈，一个家庭就此分崩，高秉涵的父亲是学校校长，在地方冲突中被枪杀，姐姐失踪，后来才知道是去了延安，“我父亲死的时候，我大姐正在高喊口号，毛泽东给她颁奖，她是模范女青年。”

　　

　　母亲担心十三岁的儿子安危，在他包袱里放了二十块袁大头，一根父亲死亡时身上的绳索，一张初中新生入学证明，命他在父亲坟前磕了三个头后，让他离开家，去投奔设在南京的流亡学校。

　　

　　母亲送他到东关外上车，马车上是木板，两个车轮是汽车胎，一二十个同学，都坐在自己行李包袱上。上了车天就亮了，母亲怕他记不住，拧了一下儿子的耳朵，“跟着帽子上有太阳的部队走，他们回来你才能回来，如果你早回来，就跟你父亲一样了，知道了么？”

　　

　　9月石榴刚熟，姥姥摘了一颗，塞在他手里，大石榴已经熟得裂开了口，小孩子看着鲜红晶亮的榴籽，忍不住低头吃了一把。这一口的工夫，同学推他：“你妈喊你。”

　　

　　他一扭头，车已经拐过弯，他妈再也看不到了。

　　

　　七十七岁的高秉涵说：“我这一辈子再也不吃石榴。”

　　

　　（1948年9月1日，高秉涵离家前夕与母亲宋书玉在菏泽最后一次的母子合照）

　　

　　三

　　

　　他把裤脚卷起来，小腿上全是黑色的伤疤，他一生不能穿短裤，没有进过泳池。

　　

　　知道是陈年的疤痕了，但我还是不敢来回摸，只把手轻盖在上面，上面没有肉，只是一块一块黑色的皮。

　　

　　他微笑，“都被虫子吃完了。”

　　

　　六十年前，南京学校解散，学生们一哄而散，他无处可去，不敢返家，跟着人流走，走了两千多公里，七个省。稻田里也全是人，汽车、骡马、伤兵、难民……

　　

　　军队扎营做饭时，他扯一片芭蕉叶，窝一点粥喝。前面排着两个士兵，刚盛的热粥，突然有人喊“共匪来了”，第一个士兵荒促转身，一缸热粥全泼在他腿上；第二个士兵磕在他身上，手里的粥又泼了上去。没人顾得上，他自己也只能跟着逃。

　　

　　深山里面慢慢就落下了他一个人，部队都走过去了，难民都走过去了。他一个人走，下着小雨，山上猴子野猪叫，他拿着个木棍，披着个蓑衣，都是棕叶做的，腿已经肿得爬满蛆虫了，没有鞋子，拿破布在脚上裹。雨越下越大，伸拳不见五指的晚上，有一个土地庙，他就到里面摸摸，一踢有人在睡觉，他往边上一躺就睡了。

　　

　　第二天，天还不太亮，山老鼠在他身上跑。他醒了以后，看到山老鼠在吃躺在他旁边的人的耳朵，那是一个人的尸体。

　　

　　他再往前走，遇到一个兵，背着个红十字的包，高山边是悬崖，弯弯的路上有水流，“他拉着我，说小朋友过来，拉着我腿就冲，我把你虫子冲掉，冲完以后，他就给我用救急包把我包住。我就仔细看他的帽子，是个星星，是共产党。”

　　

　　一个礼拜后，伤口流的脓，加上人的温度，救急包都变成打石膏的盔甲了，硬壳揭不开，他又遇到一个帽子上有太阳的士兵，用刺刀给他挑开，里面都腐烂了。

　　

　　我问他，这一路上你想起你妈么？

　　

　　他说，不想，只想活着。我活着，就是为了她。

　　

　　四

　　

　　他跟着两百多万人迁徙到了台湾，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小岛涌进这么多人，无可安置。没人顾上他的死活，他睡在火车站的凳子上，一瘸一拐地和野狗在垃圾堆里抢吃的，群狗欺负小孩，他要趁一只狗落单时，才能把它从西瓜皮边上赶走。

　　

　　他说：“那时候没有将来呀。我怎么活，今天怎么活，明天怎么活都不知道呀。”他看着我：“你能不能体会我那时候？那时候真的是没有明天了。”

　　

　　我只能无力地说：“我能听明白，可是我体会不到……”

　　

　　他摇摇头，这次是自言自语：“没有明天了。”

　　

　　他能够生存，是因为他妈在包袱里放进去的初中新生录取证明。

　　

　　那是一张棉纸，他递给我让我摸，稀软绵薄，居然没有破损。逃难中他把所有的家当都丢了，有一次扒上了军车，车上的军官让士兵把他扔下去，士兵说，现在是石子路，扔下去小孩子就死了。等到过河的时候，两个人把他推了下去，他掉下水，全身都湿透了，但这张棉纸居然后来一直完整无缺，他怎么也记不起来，想不明白。

　　

　　靠着这张纸，高秉涵在铁路局当小贩的时候，才有机会半工半读，完成了六年中学教育。后来，他考上台湾“国防管理学院”的法律系，1963年毕业后被派往金门任审判员。

　　

　　（历经坎坷，菏泽简易乡村师范的录取通知书竟然保存完好）

　　

　　我问：“您刚到台湾生活那么孤独的时候，逢年过节怎么过？”

　　

　　“大年初一早晨，天不亮我就到山上去了，一个人。大声哭，对着淡水河口对着大陆痛哭一场。我平常不掉泪，掉泪是弱者，所以我不掉泪，我就大声叫。”

　　

　　“叫什么？”

　　

　　“叫娘，大声喊娘，娘，我想你。”

　　

　　他一直说普通话，只有说这句时，还是浓重的山东口音。

　　

　　五

　　

　　他审的第一个案子是金门逃兵案，一个姓郑的士兵在值岗时冒险抱一只轮胎穿越金门海峡想游回厦门的家。第二天一早终于登了岸，举起双手对走过来的持枪者说：“不要杀我，我是回来看我妈的”，他不知道他游了一夜，海水回流，自己又被冲回了金门。

　　

　　这个逃兵当年并不是军人，他是厦门渔民，出门给半身不遂的母亲抓药时被强抓入伍的。仅在1950年，舟山撤退的四天，为了补充兵力，国民党军队从舟山一地带走一万三千人，岱山两万多人口中，带走四千人。明知危险，这个被强征入伍的渔民还是要逃亡，因为他驻岗的地方，天气晴好时能看到自家村庄的屋顶。

　　

　　按照当时台湾“陆海空军刑法”第九十七条，他被判处死刑。

　　

　　我问高秉涵：“你给这个人下死亡裁决的时候，你有没有在内心问过自己，假如换作你在他那个位置，你会怎么样？”

　　

　　他想都没有想，“我比他还逃得快，还逃得早。”

　　

　　姓郑的士兵对他讲，希望能够早一点被枪毙，“他说早一点枪毙，他说他的灵魂可以去看他妈了。”

　　

　　临刑前，有一个细节，高秉涵从没跟任何人讲过，因为每次想起，都内心刺痛难忍。

　　

　　“临枪毙以前我叫士兵给他准备了肉，准备一盘菜，准备一大瓶高粱酒，我说很快你就要走了，你吃一点吧。他说我吃不下，我就拍拍他的头，说把这个酒喝下去。他看看我，咕咚咕咚就喝了，喝了以后马上要枪毙了，叫我离开。我说等一下。”

　　

　　他说到这儿，难过得说不出话，用手扶着头。

　　

　　过了一会儿，他继续说：“为什么呢……因为还有几秒就要枪毙他了，我怕酒还没有发挥作用，我希望他不要太痛苦，因为高粱酒很浓，喝下去以后几分钟大概就醉了。我就用‘等一下’三个字使他减少痛苦。”

　　

　　说到“等一下”，他捂着脸，下颔无声地抖动。等慢慢平静下来了，他说两岸开放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厦门，想能找到这个逃兵的母亲，替这个逃兵行孝。但那位母亲和那所房子，早已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