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未曾长夜痛哭的人，不足以谈人生

　

　　六

　　

　　1979年，高秉涵去国外开会，有大陆代表与会，他写了家信，想请他们转交又不敢，“当时要求我们六不，不接触，不交流，不拍照……而且一起出去的人要你监视我，我监视你。”

　　

　　日后这封信还是委托同学，经由英国，到美国，终于寄到：山东菏泽，西北三十五里路，小高庄，宋书玉。信中写道：“娘，这么几十年，我还有这个毅力，还要活着，就是为了最后能够活着见你一面，娘，你要等我活着回来。”

　　

　　第二年5月12日，高秉涵收到来自故乡的第一封家书。他的信到的时候，妈妈已经去世一年了。弟弟说：“自从你离开家以后，我们家里几乎没有笑声。除夕晚上这一餐，妈妈几乎没吃过饭。都是泪流满面，在妈妈旁边，餐桌上放一个碗放一双筷子，留给你，‘春生，不管你活着没活着，过年了，你就陪妈妈再吃一餐吧。’”

　　

　　妈妈去世后，在她枕头底下发现两件东西，一个是他幼年的小照片，一个是当年为他做的小棉袄。

　　

　　当年给高秉涵做这件小棉袄时，母亲常哼唱的旋律，高秉涵唱给我听：“冷风兮兮，冷雨凄凄，流浪的人儿需寒衣。 ”

　　

　　“你怎么老记得这几句呢？”我问。

　　

　　“我需要寒衣，我需要妈妈，寒衣就是代表妈妈是不是？冷雨、冷风代表大时代洪流冲击，冲击着。我需要温暖，需要妈妈。”

　　

　　这个快八十岁的老人，说“妈妈”时，是娃娃才有的声调。

　　

　　七

　　

　　没有了母亲，高秉涵能够寄托的只有故土，他说：“原来蒋介石总说要反攻大陆，后来看着看着没有希望了”，他觉得永远也回不去了，就在台湾结婚生子。结婚的条件是找一个“铁饭碗”，我不明其意，他说：“那个时候怕有战争，我随时会死，要找一个有工作的女人，可以独自把孩子带大。”

　　

　　他写了十五本日记留给后代，记述他童年印象中的万事万物：白马尿、小茅草，羊角蜜、白兔最喜欢吃的花、隔壁二狗爷家的黑狗，门口槐树上的喜鹊，童年最好的伙伴粪叉子——之所以叫粪叉子，因为他最爱偷吃桑椹，一脸的蜜汁，风一刮一脸土就糊上了，总有苍蝇围着乌黑的嘴转，被奶奶打得鸡飞狗跳……

　　

　　日记被同乡们翻得都快散了，后来毁于洪水。去往台湾的老乡，很多没有受教育，没有工作技能，也没有娶妻生子，有几位开了“北方馒头店”或是“河南牛肉面”，靠一点乡土滋味，就这么生存。

　　

　　上世纪80年代初，曾有一位已经移民阿根廷的菏泽老乡回乡探亲,路经台湾，带了一些家乡的泥土和小吃来。

　　

　　三公斤的土，分给一百多个菏泽老乡，只能一家一调羹，高秉涵怕小偷“不识货”把“宝贝”偷走，就把一半土拿塑料布包起来锁到保险箱里，另一半分七次冲水喝下。“水是从我嘴里面进去了，但是水一刹那之间又从我眼里出来了。掉的泪何止七杯呀。元朝有一个作曲家，说‘断肠人在天涯’。只有真正流浪在外，无归期的人才会断肠。”

　　

　　二十八年了，在他家冰箱里，还放着那包山东的芝麻糖，和一包袋装的胡辣汤。他舍不得吃，孩子不愿意吃，都已经硬结成块了。

　　

　　（1991年5月1日，高秉涵第一次返乡探亲，与堂爷爷相见不相识）

　　

　　八

　　

　　1987年10月15日，台湾当局宣布开放台湾居民到大陆探亲。1991年5月高秉涵回到故乡，在村口，他一个人呆了半个小时，走不进去，“我怕，怕进去。那种心情，用文字没办法形容，近乡情更怯，老祖宗真是伟大，那真是形容到家了。”

　　

　　村口一个老人就问，先生你找谁呀，他说：“我找高春生。”

　　

　　那是他的小名。

　　

　　“哎呀，高春生他死了好多年了，几十年前就死到外地了。”

　　

　　这时他才认出，说话的人是他童年的玩伴，他问“粪叉子”还在吗？过一会远远看着有人拄着拐棍一点一顿来了，喊“春生哥”，他搂住已经鬓发皆白的童年玩伴，说“粪叉子，我不嫌你臭”，两个老人笑泪交加。

　　

　　家里的房子都不在了，亲人也都已经离开了村庄。他看到老树犹在，拉了一把树上的榆钱，晶绿的铜钱一样，只有口中这一点新鲜的苦涩滋味没变。这个十三岁离家，年过花甲的老人，终于站在母亲的墓前，大哭一场。

　　

　　我问：“她当年希望你活下来，后来你已经可以生存了，你觉得母亲对你的希望是什么？”

　　

　　“我想她当年一个大家庭的女儿，去农村教书，是希望让黑暗的地方有一点光，那她对我的希望也是一样。我认为不要恨，因为这个大时代不是让我痛哭流涕吗，让我遍体鳞伤吗？那我既然是已经活下来了，我已经冲上岸来了，我这一生要发一点光呀，我要使这个死的人减少一点痛苦，不能恨呀。”

　　

　　他是同乡会会长，当了律师，年纪最小，老友一个个逝去，死前说“如果反攻大陆成功”，希望他把自己骨灰归乡。从1992年开始，他把这些故人的骨灰从花莲公墓一个个接回，有次遇到大台风下不了山，他抱着骨灰在公墓四面漏风的亭子里蹲一夜，“没事，真有鬼，他会帮我打”，第二天被直升机救回。

　　

　　骨灰罐是大理石的，一个七八斤重，而他的体重只有四十四公斤，一次最多带两只，放在拉杆箱里，上飞机运回大陆。安检人员以为他运的是毒品，要他开箱检验，他次次都要解释。

　　

　　有的骨灰一时运不回去，他就放在办公室；办公室放不下，就带回家。家人有顾忌，他把骨灰搬去地下室，母亲的遗物也放在那里，他放张小床和书桌，住在那里，写字画画，陪着他们，有时候跟他们说说话。梦里见到，醒了，再闭上眼，想再回到梦里去——那里是最相亲的人。

　　

　　九

　　

　　送回大陆的骨灰，很多已经没有逝者亲人认领。他找到村子的大槐树或者玉米田，一边撒，一边跟他们说话：“我把你交在这儿啦，落了土，你安心吧。”

　　

　　边上村里人说，这老头，神经兮兮。

　　

　　我问：“这点念想就那么重要吗？”

　　

　　“在我们来说，没有深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因为我们流浪过，曾长夜痛哭过。所以我们的人生跟一般人感觉不太一样，也是心灵的一个归依吧。”

　　

　　他为长孙女取名佑萱，庇佑母亲之意，小孙女取名佑菏，如果还有小孙女出生，想叫佑华。我问一个普通人为什么要有家国的情怀，他说，“就等于一只小狗，来了一个新家，里面有电器设备冷气，很漂亮一个狗窝，你放心，到晚上那只狗他要去它原来的窝。为什么？他闻闻味道，那个不是他的味道。”

　　

　　他说，“家国，就是一个人的窝。”

　　

　　十

　　

　　一期节目从始到终，有无数的事情，让我常想起高先生的话：“不要问值得不值得，价值观的事是没有办法讨论的，只是直觉。我母亲的老花眼镜已经快风化了，值得吗？那是我的宝。”

　　

　　这个片子的结尾，他把母亲用过的蓝绿镶金的胸针，滴玉小耳环，已经风化的眼镜，用来捣蒜的小钵子，都装在小盒子里，留在身边。他用手轻轻触着胸针上面的青锈，怕蹭掉。

　　

　　地下室的侧墙上，母亲穿过的湖蓝色绸衣，一直挂在墙上，衣襟胸口处有当年留下的一粒斑点，他连洗都不舍得，怕丢掉一根丝。

　　

　　他说：“我是每天，每天都到地下室用头顶顶我母亲那个衣服，这样等于在她怀里一样，因为我现在已经快八十岁的人了，还是像小孩儿一样。”

　　

　　老范把罗大佑的《乡愁四韵》放在这里，一声叹息后唱出：“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母亲一样的腊梅香，母亲的芬芳是乡愁的芬芳，给我一朵腊梅香啊腊梅香……”

　　

　　很多事不用问值不值得，只用问，它对你来说，是不是有如珍宝。

　　

　　附注：对高秉涵先生的采访是我记者生涯里不能忘记的经历，他的一生，是近百年中国历史里一段至今的隐痛。

　　

　　这篇文章是我2012年在央视工作时的采访笔记，承蒙高先生不弃，纳入书中，使我备感荣幸和惶恐。幸好文章不尽之处，回忆录自有呈现，留给读者更完整、真切的历史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