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残守缺，尽力难为

笋子虫

    起意读《李鸿章传》是源自偶然在微博上看到的一组《走向共和》电视剧中关于李鸿章截图，图片截的是《马关条约》签字时李鸿章对恭亲王奕訢说的一段话（并未看过该电视剧，李鸿章说这段话的环境和话中的王爷，由本人推测而来，如有错误还请指正）：
   “天下最难写的，就是自己的名字。签在这卖国条约上，就是千古骂名啊。王爷，你还年轻，路还长着呢，由我来吧。”
    在未看梁启超的《李鸿章传》前，对李鸿章主要的认识还是来自高中的历史书，因此对李鸿章的主要认识除他的洋务运动外，就是《马关条约》等几次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虽然在高中的历史书中没有明说，但还是能看出来贬大于褒，而现实中许多人对李鸿章的认识也是来自于这几次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因此往往许多人对李鸿章的认识就是“卖国贼”三字，不得不说这有失公允。
    李鸿章出生于旧中国内忧外患时期，发迹于以军事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其学识才华过人，眼界见识超常人，有报国忠国之心，试图通过开展洋务运动等一系列改革挽救将亡的旧中国，然受旧中国的环境所限，终究不过缝缝补补，得一时之安。“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这是梁启超在《李鸿章传》第一章里对李鸿章的评价。
    在第二章中，梁启超提到，“欲评骘李鸿章之人物，则于李鸿章所居之国，与其所生之时代，有不可不熟察者”，想要评价李鸿章，应将李鸿章放于历史的位置上。现今许多人对与李鸿章的评价，只看其多次签订丧权辱国条约，以“卖国贼”论之，将其“脸谱化”，不顾当时的旧中国内忧外患的历史环境。在《李鸿章传》第十二章结论里，梁启超将李鸿章与左宗棠作比较评价，有个很有趣的说法，“左文襄幸早逝十余年，故得保其时俗之名，而以此后之艰巨谤诟，尽附于李之一身。文襄福命亦云高矣”。由此可见之，当时李鸿章所处局势之艰难之无奈，不得已以求和方式周旋与列强之间，以图保全国家。
    李鸿章在我们的认识里最多的便是他几次割地求和条约的签订，然而在国际上李鸿章却是享有盛誉，被誉为杰出的外交家、军事家，政治家，他几乎参与当时的旧中国的所有大事件，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一书中评价他“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
    在《李鸿章传》一书中，梁启超从兵家、洋务运动时代、甲午战争时代、外交家、偷闲时代五个方面讲述了李鸿章生平。李鸿章一生为民族为国家尽心尽力，他建立淮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而后以开明的思想开展洋务运动，兴矿业修铁路，办新学求富求强。将海防提升到战略地位，创建北洋水师，推广军事近代化，更新所带领军队兵器配备，兴办近代军事工业，树立新式军校，兴办了天津水师书院，在外交上一力周旋于列强之间。称之为“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紧要人物”，并非虚言。  
    现今人们对李鸿章的评价，多有毁损之处，却也并非是无端生有。梁启超在对李鸿章的评价时曾说到:“其于军事则以任人不当，贪婪无度败；于洋务则以皮毛改造，借手于官吏败；而于外交则以不明天下大势，不知世界公法，以昧于从事败。”
    李鸿章在所带来军队里任人唯亲，在更新军队兵器配备练军之初，曾派人赴各国留学，习成技艺归国的人却无一人担任要职，叶志超、卫汝贵等军事不长作恶有余之类反而担任要职。洋务运动中，李鸿章发展交通、矿业、商业、工业，可以说是目光长远，但李鸿章并没有明白发展这些的根本原理，认为这些就能让国家富强，购买了许多机械设备成为了累赘，而不注重人才培养，加之洋务运动企业借官办理，在当时糜烂的官僚体系下，贪污受贿严重，官员昏庸，导致洋务运动最终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外交方面，李鸿章以息事宁人为本，有许多屈辱事迹。另外，李鸿章身家富足，在当时被传为富甲天下也是受诟病处。北洋水师的武器弹药是由天津机器局负责，然而北洋水师出战时，每舰仅有炮弹十四发，而最大的定远、振远两舰，则只有十英寸重弹三枚，当时天津机器局负责出纳购买武器弹药材料的恰为李鸿章女婿张佩纶，李鸿章本人所任职位也多为官僚口中的肥缺。关于这一点，个人认为是不足以信的，梁启超在《李鸿章传》里也谈及:“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其股份皆不少。或言南京、上海各地之当铺银号，多属其管业云”。  
    李鸿章并不是完人，也不是圣贤，虽有诟病处，却也并不能掩盖他的功绩，也不能掩盖他一颗为国为民的心。李鸿章虽然想通过增强军事实力、开展洋务运动等行为挽救国家，但终究受环境、时代所限，虽然眼光长远，但思想终究受旧中国的环境和传统所限，没能接受当时西方的新思想，改革流于表面。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曾记述“李鸿章生平最遗恨者一事，曰未尝掌文衡”，文衡即科举主考官，由此可见李鸿章受传统科举思想影响之深，也由此可见李鸿章受旧中国传统思想影响之深，而梁启超说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也由此而来。
    李鸿章虽有一颗为国为民之心，但“为国”却是为清朝的国家，“为民”却没有想着改变统治阶级改变国民地位，旧中国的清朝已经从根子上腐烂了，想要改变就只有从根本上改革或革命，推翻了重来。若如不这样，所谓的改革也只能是缝缝补补，延长一时，就如梁启超所评价李鸿章的功绩一般“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再如何努力，也只能是抱残守缺，尽力难为。

童年

我认为李鸿章确定爱国也确实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