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婚姻里，男人是风筝，女人是线

　　文 | 刘墉

　　

　　本文选自《到世界上闯荡》

　　

　　有个朋友，失业了好一阵子，全靠老婆工作，支撑家计。

　　

　　最近，他找到了工作，应该是苦尽甘来，没想到为了一点小事，两口子反而大吵一架，闹离婚。“苦日子都过了，现在应该甜了，为什么反而吵架呢？”我不得不出面调解。“都是她啊！我赶着去上班，托她把我的薪水支票存到银行。”

　　

　　做丈夫的说：“就那么几分钟的事，她居然说没空。”

　　

　　“我是没空啊！”太太脸一板，“他明明知道我没空，公交车马上到了，我怎么能有空？”叹口气，“唉！我还跟他说，你把支票放着，我明天有空再去存，他居然就火了，您说，他是不是不讲理？”

　　

　　“是这么一回事吗？”我转头看那丈夫。他没答话。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好啦！好啦！”我起身，送他们出去，又找个借口，把丈夫留下，先瞎扯了一阵，看他情绪平复了，再婉转地问：“我看你一定不是只为了存钱那么一点小事，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

　　

　　“没有！真的没有，就只为了存钱的事。”

　　

　　“你要存多少钱啊？那么急？”他说出数目，吓我一跳，“这么多啊！真没想到。”

　　

　　“是啊！因为我特别卖力，有奖金，加上中午不休息，有加班费。”

　　

　　“你赚这么多，她应该高兴啊！”我说。

　　

　　“是啊！可是您知道吗？她连看都没看，也根本不知道我这么辛苦，赚了这么多，经过这段赋闲，我再出发，我在拼命啊！”

　　

　　突然间我懂了。他那天是兴高采烈地希望“秀”给太太看，不是真要太太去存，偏偏太太连支票都没有看一眼，使他热脸贴上冷屁股，所以生气。

　　

　　我笑了，拍拍他：“原来你是要表现给她看，对不对？”

　　

　　有个老同学，从小“冰雪聪明”，能力过人。台大医学院毕业二十年，不但有了自己的诊所，而且一天天扩大，现在已经拥有两家医院，请了一帮医生。

　　

　　有时候到他医院，看他指挥那些美国医生，觉得他真威风。可是只要坐上他的车，就发现他不那么威风了。几乎每一次，从上车，他就会开始怨他太太。说太太对他管教太严，既不准他使用按摩浴缸，说泡太久会伤身；又不准他烧壁炉，说会把钢琴烤坏。

　　

　　当他怨太太的时候，我觉得面对的不是“院长”，倒像是听个小朋友在怨他妈妈。

　　

　　所以我都管“他太太”叫“他妈妈”，明明是我要跟他打球，却必定打电话跟“他妈妈”约，因为他的时间由“他妈妈”操控，他说的不算，反而“他妈妈”说了算。

　　

　　“他妈妈”其实年轻漂亮，对人客气极了，完全不是凶婆娘的样子。只是细细观察，可以知道他的能力，多半透过他的太太才能完全发挥。

　　

　　他的医院由他太太管账，他的工作由太太在后面推动。早上太太一边化妆，据说还一边对床上的他作精神训话。

　　

　　接着，两口子一起出发，把事业经营得蒸蒸日上。

　　

　　我又发现，他虽然常怨他太太，其实对他的太太是又怕又爱，哪怕心里有爱，却又爱得害怕。

　　

　　我也猜想，他如果没有“他妈妈”的激励，就不容易有今天的成就。

　　

　　名导演李安的太太林惠嘉，大概也是这么一位“妈妈”。

　　

　　在纽约法拉盛的演讲会上，林惠嘉说“李安是我最小的儿子”。可不是吗！从他们认识，林惠嘉就扮演最佳的听众，后来李安转学到纽约，两个人总要通很长的长途电话。

　　

　　林惠嘉说得好——“我和李安的认识与在一起，真没有什么罗曼蒂克，我唯一做的，就是听李安说从小到大，发生的每一件事。”

　　

　　当李安赋闲在家的六年间，林惠嘉也像对孩子一样，她一个人出去工作，让李安自己在家思考、在家用功。鼓励他再出发，好像激励个重考的孩子。

　　

　　林惠嘉还说，现在李安到外面拍片，回到纽约的时候，无论多早或多晚，即使公司安排车子接送，林惠嘉都尽可能自己开车去接李安，因为这段时间对他们非常重要。

　　

　　于是我想，在车上也一定有个像孩子般的大导演，忙不迭地，絮絮叨叨地对老婆述说外面的一切。然后，听老婆的赞美，也听老婆的教诲。

　　

　　怪不得李安的《卧虎藏龙》没得到金马奖最佳导演奖时，有记者问李安的感想，李安很妙地回了一句：“很想快点回家被老婆骂一骂。”

　　

　　看丘宏义写的《吴大猷传》。这位阻止蒋介石发展核武，造就出李政道、杨振宁的“中国物理学之父”，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他最不为人知的情感生活。

　　

　　六十一岁那年，吴大猷遇到了二十四岁的吴吟之。

　　

　　突然之间，这位学者怔住了，感觉这女孩子的感觉那么熟悉，正如吴吟之所说——“他就觉得我是他家里的人……因为有人说我跟他妈妈长得有点像。”

　　

　　就这样，吴吟之成为吴大猷的义女，放弃了原来属于自己的社交天地，留在吴大猷身边，一留就是三十多年。

　　

　　在这段时间，吴大猷教她英文，要她去学钢琴、古典音乐。碍于人言可畏，吴吟之不能住在吴大猷家，但是，每次吴吟之晚上回到自己的家，吴大猷一定要追个电话，好像一刻也离不开她。

　　

　　尤其是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据他们的好友詹景惠说，吴大猷对吴吟之的依赖，已经到了病态的地步。有时候吴吟之的朋友来聊天，吴大猷就像个孩子，安安静静地坐在旁边，一坐几个钟头。

　　

　　于是，我的眼前又浮起一个像李安夫妻的画面，一个小女子，听那世纪老人，述说生命中的点点滴滴。

　　

　　老人孑然一身在台湾，背负着“中国物理学之父”和“中研院长”的重担，可是更需要的却是这个小女子的扶持、聆听与陪伴。

　　

　　最感人的，是一九九八年，吴大猷带吴吟之一起去广东时，对她说的话——“把断线的风筝拴在地上，使其能高扬的吟之，有你的地方就是我的家。”

　　

　　几个朋友聚会闲聊，谈到为女儿找对象。

　　

　　“孝顺娘的男孩子对太太会比较好。”不知是谁，冒出这么一句“老话”。却听另一头有人哼了一声：“你错了！那是在他的娘死了之后。”

　　

　　大家都一惊，转头看她，只见那太太慢条斯理地继续说：“要是他娘还活着，他一定听娘的，不听太太的；直到他娘死了，他才会把老婆当娘，开始听老婆的。”

　　

　　“照你这么说，如果有一天他老婆也死了，怎么办？”有人促狭地问。

　　

　　“那还不简单？有女儿，他就听女儿的；没女儿，他只好再去找一个娘。”笑笑，“这就叫男人的‘三从’——在家从母，结婚从妻，妻死从女。”

　　

　　或许她这些像是玩笑的话，却也说中许多男人的心吧！

　　

　　有些男人是树，女人是藤；有些男人是藤，总要找一棵树。也很可能男人都是树，女人则像太阳，树总要朝着太阳生长。

　　

　　所以许多男孩子，小时候听妈妈的，做什么都为取悦妈妈；长大了，有了女朋友，什么都取悦女朋友；结婚了，女朋友成为太太，又什么都听太太的，处处讨太太欢心。

　　

　　如果不幸，太太早死，那男人确实可能就像吴大猷，守着女儿，守着那个太太般的女儿。

　　

　　吴大猷说得不错，男人是风筝。

　　

　　看来多么高不可及的风筝，都有一根细细的线，偷偷地牵在一个女人的手里。

　　

　　没了那只柔弱的手，风筝就飞不起来；断了那根线，风筝就将坠毁。